春节以来，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，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我访谈了分布在全国各地、各行各业的60多位中小企业家。
访谈之后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，面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，中小企业家们在求生存的巨大压力中，商业智慧和创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，他们敏锐地捕捉新的市场需求，高效地应用现代化通信工具，灵活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，充分挖掘自身潜力，快速地进行着商业创新和商业迭代。
一位受访的企业家朋友告诉我：“疫情既是挑战，更是机会，也是一次大洗牌。我们现在的应对，足以保证我们度过疫情。同时，我们也为疫情恢复后的重启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”
一个兰州牛肉面老板：疫情会改变很多，但也有改变不了的
老陈是个低调的人，在上海开着一家非常好吃的兰州牛肉面。每次，我在上海交大讲完课，就爱去他那儿吃面。他家的面特别好吃，深得兰州牛肉面“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”的精髓。
老陈最讨厌别人说他家的面是“兰州拉面”。每次碰到客人说来碗兰州拉面，他都会给别人上一堂课，“请记住，兰州没有拉面，我们那儿叫兰州牛肉面。”
2月下旬，当我开始中小企业主访谈时，我第一个就找到老陈，“老陈，面馆一直不开业，焦虑吗？”之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，我先入为主地认为，生意不开业，企业主们肯定焦虑得不行。
“有什么好焦虑的？”老陈的微信回复得很快。
“面馆不开业，不慌吗？”我也是个执拗的人。
“哈哈，刘老师，有什么好慌的呀。我和我女人在上海开了十几年店，不瞒您说，这么多年，从来歇过业。疫情来了，国家让我们在家。一方面，我们得响应国家号召，顾全大局，另一方面，我把这当成给自己的假期。我和我女人说，咱们十多年都没正经休息过，这回一次性补齐了。”老陈懒得写字，直接用语音告诉我。
“那休息得好吗？”我只能顺着他的问题。
“当然好啦。这些年，每天在店里从早忙到晚，回到家，倒头就睡。睁开眼睛，就考虑店里的事情。前几天，我女人跟我说，这段时间，我们俩说的话，比之前一辈子都多。”老陈的语气竟然有些欢乐，“刘老师，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，啥都没有家庭重要。我在上海这十多年，天天在店里干活，差点都忘了，自己还有个女人。最近，我常常在想，要是有一天，我突然累死在店里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，这辈子我没好好对我的女人，连和她说话都没几句。”
“春节这段时间，和老婆说话说够了吧？”我调侃老陈。
“哪有个够，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。”老陈已经沉浸在他的欢乐中。
我必须把他拉出来：“老陈，没考虑过面馆下一步咋办吗？”
老陈说：“有啥好考虑的。刘老师，我以前跟您说过，在上海开面馆这十多年，我从来不挑位置。再烂的位置，我都敢去开店。只要有一个人来我店里吃过面，他一个月内一定还会再来，而且他一定会推荐朋友来。这些年，我和我女人无论在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开店，最多一个月，生意就会很好。”
“秘诀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做餐饮有啥秘诀呀！只要食材好，肉炖得烂，舍得下功夫，肯定好吃。我的面比别人好，我的牛肉炖得比别人家香。我们是手艺人，靠本事吃饭。就我家现在这个店，过去五六年，谁来开店谁死。我去的时候，好多人劝我，开不得，说那是个死角，风水不好。我不信邪，开了两年，生意不挺好的吗？刘老师，您不也常来。”老陈有点骄傲，“疫情来了，谁也没办法。但是，疫情过去后，大家还得吃面吧？总不可能，疫情结束后，原来到我家吃面的，都去隔壁新开的店了吧。”
疫情会改变很多东西，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是疫情无法改变的。疫情无法摧毁个人的专业技能，疫情无法磨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疫情更无法抑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渴求发展的强烈愿望。
一家初创企业：如果公司只能再活一个月，到底该做什么项目？
洪记两轮是一家2018年开始运营的公司，创始人徐洪军是摩拜单车的联合创始人。在摩拜单车期间，徐洪军主要负责硬件研发和产品生产。两轮车行业十余年的沉淀，尤其是共享单车大战的亲身经历，使得徐洪军在两轮车研发、生产以及供应链管理上，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。
洪记两轮成立之初，一家全球知名的共享出行公司主动找上门，希望徐洪军的团队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，为他们提供一批数量巨大且有竞争力的两轮产品。从设计到产品交付，徐洪军的团队完美地完成了客户的要求。
一时间，全球各大共享出行公司的订单纷至沓来。洪记两轮先后为美国的Lime、西班牙的Reby、瑞典的Voi、德国的Dott等多家全球知名的共享出行公司提供了电动滑板车、共享电助力E-BIKE、传统轴传动自行车等多样化解决方案。“从生意上看，这些订单都是好生意，我们的营收和利润都非常好。”徐洪军说。
2019年底，武汉疫情爆发前三个月，徐洪军召集公司核心团队，开了一整天的闭门会议，会议的主题是：如果公司只能再活一个月，我们到底该做什么项目？
对于召集这个会议的原因，徐洪军是这么说的。“我们成立洪记两轮的目的，是希望为城市的短距离交通提供更高效的两轮出行方案。公司成立之初，为了生存，接了很多外包设计和服务订单，昏天黑地地忙了一年多。当我静下心，回顾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做的事情时，我心里开始发慌。团队每天都很忙，看起来，我们做了很多项目，但是，扪心自问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，公司要往什么方向走，连我自己都开始变得不坚定了。”
经过激烈讨论，大家从公司正在进行的二十多个项目中选出一致认可的项目。徐洪军亲自拍板，停掉所有项目，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这一个项目上。
正是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聚焦，使得疫情来临后，徐洪军很快就从短暂的慌乱中抽离出来。在疫情期间，多个投资人都问过徐洪军同一个问题，疫情对公司上半年的业绩有影响吗？
徐洪军的答案非常明确：当然有影响。但是，徐洪军接着补充说，对洪记而言，疫情带来的机会要远比风险大得多。
当下，洪记两轮的主要市场是欧洲。三个月前的战略调整，使得洪记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，完成全新的产品设计。“和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，我们的产品比它们酷多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价格要比它们便宜一半。”徐洪军骄傲地说。
目前，全球两轮车的生产基地在中国。由于疫情影响，无论是洪记还是其竞争对手，谁的产品都到不了欧洲。整个欧洲两轮车市场，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短缺。两轮车行业的从业者都知道，一旦疫情结束，欧洲市场的报复性消费需求一定会急剧增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谁的供应链管理得更好，谁的产品设计更有利于产能爬坡，谁的效率更高，谁的产品就会最快到达欧洲，谁就能吃到欧洲市场反弹后的最大一块蛋糕。
“一般来说，一辆自行车需要一两百个零件才能组装完成，而洪记的产品，只需要十几个核心零部件，这是我们在设计阶段就非常重视的问题。别人要管理一百多家供应商，我们只需要管好十家供应商就可以了。我们的供应链管理难度，远低于竞争对手，效率远高于对手，产能爬坡也容易得多。当疫情结束，欧洲市场一旦重新激活，我们的产品一定能最早到达欧洲。”徐洪军非常笃定地说，“也正因为这样，疫情期间，我们公司新一轮投资的各种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全部完成，这两天就要签正式协议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还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估值完成新一轮融资，这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，只是因为我们回归到企业本质，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。”
疫情给了所有创业者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让大家停下来，重新审视和思考企业的未来和方向。“这次疫情，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，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，无论在特殊时期，还是在平常岁月，专注和聚焦，都是头等大事。专注才能聚焦，聚焦才能专业，专业才能生存。”
一个新商业物种：火锅外卖绝不是火锅店的线上版
在疫情之前，火锅行业就有外卖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海底捞。即使是海底捞，火锅外卖也只是其整个业务板块中非常小的一部分，所以，在公众视野中，很少见到海底捞大张旗鼓地宣传火锅外卖。对海底捞来说，在疫情前，相比于营收，火锅外卖的品牌宣传和用户连接作用似乎更大一些。
在火锅的发源地重庆，火锅外卖却并不受待见。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，造就了特殊的重庆美食，重庆火锅是知名度最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食。整个重庆城，密密麻麻分布着3万多家大大小小的火锅店。无论最高档的shopping mall，还是普通的居民楼下，在重庆，火锅店随处可见。对于重庆人来说，一个月不吃顿火锅，就像缺了点什么。一周去一次，甚至两三天就得去吃一次，也大有人在。所以，重庆人常说，在重庆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真解决不了，那就再来一顿。
杨老六是重庆火锅店知名品牌“一举堂”的老板，因倡导非油碟的健康原味火锅，在重庆火锅行业享有盛名。在杨老六看来，火锅外卖只是暂时满足了一部分用户的口腹之欲，它对口味和体验的伤害非常大，“火锅是个很讲究的东西，用什么样的锅，什么样的火候，哪些东西先下，哪些东西后下，煮多长时间，都是有规矩的。你把火锅拿回家，火不对，锅不对，东西乱煮，这哪里是火锅，完全是麻辣乱炖。”
张洪森是重庆火锅连锁品牌“潮火锅”的老板，在重庆最热闹的商业中心江北观音桥，他经营着三家火锅店，在重庆以外的其他城市，他的“潮火锅”有二十多家合作店。“以前，生意忙都忙不过，把堂吃做好，就不错了，哪里有功夫去做外卖哟？”张洪森说。
老王是重庆火锅业大佬，在全国各地有百余家火锅连锁店，在重庆的直营店也有十余家。老王说得更直接：“我们店里头生意恁个好，哪里稀罕去挣外卖那点渣渣钱。”
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打了老王一个措不及防，“每年春节期间的利润，大概能占到全年总利润的四分之一，甚至三分之一。春节前，我们给员工发了年终奖，请大家不要回家，一起奋战春节黄金档。同时，我们各个店里都有非常大量的备货，准备大干一场。”
老王告诉我，只要两个月没有进账，他十多年打拼的生意就得崩盘。随着疫情期的延长，老王意识到，渣渣钱也是钱，碎银子也能救命。
疫情期间，行动最快的并不是老王、张洪森、杨老六，而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夫妻店。
刘云云家的火锅店是典型的夫妻店，开在自家小区的楼下，七张桌子，白天做棋牌室，晚上卖火锅。主要客人就是临近几个小区的住户，因为夫妇俩格外用心，加之食材新鲜，价格便宜，就有了一群固定的食客。刘云云一家五口的生计，以及在英国念研究生的儿子的学费，都是靠着这个火锅店。
疫情爆发后，火锅店关了门，一下在没了收入。刘云云慌了神，“好吓人呦！刘老师，我们一家人都靠火锅店吃饭，没得生意，日子啷个过得下去吗？”
就在刘云云抓狂的时候，刘云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是小区里一个老阿姨打来的。“云云，给我们家送一盆火锅来。”老阿姨在电话里说。
“政府都叫我们停业了，我们啷个还敢去哟。”刘云云说，“我就直接回绝了，告诉她，‘嬢嬢，我们停业了’。”
结果，老阿姨不死心：“云云，你们过了12点，悄悄咪咪地送过来，我们都不说，哪个晓得吗？”重庆人吃火锅是会上瘾的。
拗不过老阿姨的坚持，正月初一夜里12点以后，刘云云和她老公，一个人端着一盆火锅汤料，一个人提着装满各种菜品的塑料袋，偷偷摸摸完成了第一单火锅外卖。就这样，刘云云误打误撞地成了疫情期间第一批尝试火锅外卖的从业者。
正月初二开始，小区里就有其他业主打电话来，让刘云云去送外卖。很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打电话来订火锅外卖的人越来越多。“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分水岭。”刘云云说，“我也不晓得那天发生了啥子。早晨8点多，我一起床，手机就没停过，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进来，订火锅外卖，最远的客人在50公里以外。”
就这样，刘云云一家人春节期间的外卖营业额，是平时堂吃生意的三倍还多。“订单每天都在涨，根本做不过来。以前卖火锅，就卖晚上。现在，从上午10点开始，就不停，随时随地都在干活。我和我老公累得都要散架了。”
看着夫妻店的火锅外卖做得风生水起，张洪森也耐不住了。“疫情一来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如果三个月没有收入，我这三家店恐怕就撑不下去了。必须要先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，才能谈未来。”
2月10日，“潮火锅”的外卖正式启动。第一天只有几单生意，第二天有十几单，一周后的2月17日，超过190单。“这个数字非常惊人！”张洪森说，“它已经是我的一家单店正常时期每天的接单水平。靠着外卖，我的三家店撑过疫情期，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老王也行动起来了，“以前，我一直觉得外卖是渣渣钱，干起来，才晓得，完全就是个金矿。”
火锅外卖启动后，看着每天上涨的订单，老王开始意识到，火锅外卖不仅仅是火锅的衍生生意，它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新生态。
“刘老师，你以前上课，给我们讲过一个迷你卡拉OK的案例。电影院门口和商场里的迷你卡拉OK和传统卡拉OK，看起来很像，都是唱歌，其实根本不是一家人。”老王通过视频电话和我聊天。
“没错，迷你卡拉OK和传统卡拉OK，以及摩拜单车和普通自行车，虽然看上去很像，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、应用场景、运营体系、用户人群都完全不一样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商业生态。”我说，“小龙虾和龙虾，虽然名字很像，长相也差不多，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生物物种。”
“没错。”视频电话那头的老王兴奋起来，“刘老师，莫要去做啥子企业调研了，也莫要去写文章了。快来和我们一起开会，把火锅外卖的事情整明白。我已经看懂了，火锅外卖绝不是火锅店的线上版，它更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形态，可以玩的花样非常多。哪个准备的更充分，哪个考虑的更细致，哪个起步的更早，哪个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新兴市场。”
疫情这段日子，老王在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火锅外卖体系正常运转的同时，每天都在开会和研讨，在为疫情结束后的火锅外卖市场做准备。目前，老王的第一代火锅外卖商业模型已经有了雏形，“火锅行业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，我已经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。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要在疫情最后的这段时间，抓紧所有时间，全力以赴地，做好准备。”
一个中医馆：传统行业被激发出来的改变
郭云旗曾经是电脑报集团旗下《大众网络报》的总编。6年前，郭云旗辞职，和父亲一起，开了一家中医馆。郭云旗一家世代行医，传到他父亲这一代，已经是第五代。得益于郭老医生的精湛医术和郭云旗的精细运营，郭氏中医馆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综合型中医馆。
郭云旗有多年的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，早在几年前，郭氏中医馆就开始进行网上诊疗。
“中医不是讲究望闻问切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“没错，中医的诊疗手段分为望闻问切四个步骤。但是，你需要清楚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中医诊断，都必须要完成这四个步骤。另外，每个医生擅长的领域不同，各自看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就我父亲来说，他更擅长望，一般的病，通过望和问，他基本能把病情摸到八至九成。”郭云旗说。
网上诊疗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应用场景。郭云旗说：“有位老病友，在我父亲还在公立医院上班的时候，就开始吃我父亲的药。她得了肝癌，西医的诊断是还有半年时间，碰上我父亲后，已经吃了九年的药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这个病人，住得很远，来我们店里一次，得花大半天的时间。因为是长期病人，我父亲对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，所以，通过网络视频，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我父亲就可以给她开方，用不着她每次都跑到店里来。另外，还有一些病人，跟我们不在一个城市。比如，延安的一位帕金森病人和乌鲁木齐的一位尿毒症病人，都在服用我父亲的药，他们的情况更特殊，根本没办法来。”
疫情开始后，根据政府要求，民营医院和个体诊所全部停止营业。郭氏中医馆的顾客们虽然可以通过线上诊疗，继续请郭老中医看病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可以看病，不能熬药。
“在中医领域，熬药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。一副药里，有的药先熬，有的药要后下。比如，有的药挥发性较强，熬太久，药效就挥发了。我们医馆有专业药师，我父亲开的方子，全部在医馆中，由药师熬制，然后放进真空包装，提供给病友。”郭云旗说，“在这一块，我父亲一直很坚持，我们的顾客也很认可。”
事实上，中医制药有八种方式。传统的汤剂熬药，在专业术语中，称为饮片。饮片是疗效最好，也是被采用最多的一种制药方式。
这些年，包括三九、华润在内的众多大型医药集团，一直在推广中药配方颗粒。所谓中药配方颗粒，就是将传统单味中药经过提取、分离、浓缩、干燥、制粒、包装等生产工艺，加工制成的统一规格、统一剂量、统一质量标准的一种新型配方颗粒。中药配方颗粒在台湾、香港、韩国、日本等地发展很快，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推广非常慢。
郭云旗曾向郭老中医建议，药房里进一些配方颗粒，至少可以给顾客多一个选择，但都被郭老中医以有损疗效为由否定了。
疫情期间，由于药房关门，药师回家，郭氏中医馆无人熬药。对一些需要常年服药的老病人来说，断药是非常要命的事情。跟着郭老中医服了九年中药的肝癌病人，在视频里泪眼婆娑地告诉郭老中医，家里的汤剂已经断药，这几天，她感觉浑身不舒服，完全没有安全感，郭老中医终于意识到中药配方颗粒的重要性。
郭云旗说：“前几天，我已经和三九集团联系，希望先进一批配方颗粒应急。疫情结束后，我们医馆将开全面引入配方颗粒。我自己也打算去日本和台湾跑一趟，向同行们取经。”
不仅是郭氏中医馆，郭云旗的很多中医同行，在疫情期间，也开始引进中药配方颗粒。一场疫情，没想到竟然成为中药配方颗粒全面推广和普及的催化剂。
丘吉尔说过，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。在疫情刚开始的日子里，对于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，我曾忧心忡忡。在做完一轮访谈后，我开始变得乐观起来。从短期看，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史无前例，但是，正是这史无前例的困难，在中国的各行各业，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。这种创造力，使得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，必将爆发出更加惊人的力量。
面对危机，逆流而上，拥抱变化，向死而生。我们不知道疫情之后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明天一定会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