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度管制企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，《劳动合同法》是否要改了？| 善世服务外包分享

《劳动合同法》推出伊始，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并伴随多起为规避该法而发生的“过激事件”。以往提出对劳动合同法修改的呼声，主要集中在现有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利益，增加了企业的用工负担。而今年两会，果然，又有修改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议案了。

全国人大代表，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姜明就劳动合同法提出了一则议案——《关于促“双创”、保就业，修改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议案》。为进一步促进创新、创业，稳经济、保就业，使经济社会保持活力，建议修改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二条。

建议修改为

对比一下，增加了“创办两年以上的”字眼。对于如此修改，姜明的理由如下：

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经济深受影响。中央提出了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而落实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的着力点就在于保市场主体。

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企业发展，应消除制约企业用工自由、制约创业的制度性障碍。据企业界反映的情况看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制约了企业的用工积极性，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成本，加剧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紧张关系，是制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，制约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制度障碍。

现行的《劳动合同法》所体现出来的过度管制，不当干预贯穿了劳动关系调整的全过程，使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，在内、外两个方面都呈现出灵活不足的特征，也显著提升了劳动关系运行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下，通过对终止、解除的限制，使劳动关系易进难出。《劳动合同法》通过强制性规范，限制双向选择，甚至直接替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协商自治。

他还提出，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追求用工模式的灵活性，去标准化。尤其是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行为停顿，居家办公、网络办公等新的工作模式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。灵活的用工模式具有应对经济社会变化的优点。新企业、中小微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最为强烈，法律将中小微企业纳入标准劳动关系的管理，遏制了企业的发展，遏制了创新创业的动力。

根据议案，姜明代表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，企业等用人单位成立两年内不需要遵守劳动合同法。

主要理由有二：一是“保障就业，保障民生”需要“促进企业发展”，但是《劳动合同法》已经成为“制约企业用工自由、制约创业的制度性障碍”;二是当前《劳动合同法》“过度管制”、“不当干预”劳动关系，不适应“灵活用工”的国际市场趋势，“遏制了创新创业的活力”。

其实，姜明的提议也与以往人大代表的提议如出一辙。但以往的劳动合同法修改意见被搁置，因为“《劳动合同法》导致企业用工成本过高”，缺乏证据和数据支持，属于部分学者的一面之词，最终有关部门以“无证据证明”驳斥之。要说对企业用工成本的直接影响，《社会保险法》比《劳动合同法》对企业的影响更大，《劳动合同法》主要触及的是企业管理内部灵活性问题，虽也触及一部分直接成本如经济补偿金，但大体难以形成是企业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。

面对平台用工的灵活就业方式的兴起，劳动立法需要从整体角度去考量，是适当弱化标准劳动合同的管制、适度加强对非劳动关系中的从业者保护，还是继续秉承管制思维单边对非劳动关系进行管制立法？只有从宏观上把握不同就业形态对劳动者利益、促进就业的影响，方能给出较为满意的答案。